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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,苗疆长城,中国湘西凤凰古城南方长城旅游景点介绍

    凤凰古城旅游网,发布时间:2012-3-27 9:20:02 | 浏览次数:,Tags:南方长城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简介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门票价格:45元/人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,全长190公里,城墙高约三米,底宽2米,墙顶端宽1米,绕山跨水。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,城墙高约三米,底宽2米,墙顶端宽1米,绕山跨水,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。由凤凰县西的亭子关—阿拉营—拉毫关—镇竿城—得胜营—竿子坪长官司—乾州元帅府―喜鹊营。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



    南方长城又称苗疆边墙。它是明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对南方少数民族,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。为了持续统治,持续镇压,想出了这筑墙屯兵,分割统治的毒计。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,规定了“苗不出境,汉不入峒”;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。这是一条由汛堡、碉楼、屯卡、哨台、炮台、关门、关厢组成的关卡,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。
     
    出湘黔川边界贸易重镇阿拉营,西行一公里许,便来到了名震遐迩的黄丝桥古城。这是国内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城堡,登上古城头,极目四野,见良田千顷,绿水迂回;斜阳夕照里,炊烟缕缕,一派田园诗韵。谁人想到,这里曾是西通云贵要塞,刀戟搏击之地。古城始建于唐垂拱三年(公元687年)(《湖南省志•地理志》:“唐置渭阳县,县治在今治西南,此地现名黄丝桥”),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改造修茸,建国后省县政府又拔款修复,形成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石头城。古为屯兵之所,是历代统治者防止西部苗民生衅的前哨阵地。
     
    全胜营,又称全石营,位于凤凰古城西部15公里处的1867省道廖家桥镇永兴坪村路段旁,是中国南方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,也是中国南方长城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段。全胜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,据《凤凰厅志》记载,它是中国南方长城的一汛。明清时驻军30余人,是西扼黔川、东控镇竿的战略要地之一。营址选在巍峨峻峭的全石山半坡,面积7500平方米,原来有兵房,雕楼、教场等设施,目前保存较完好的有300多米城墙,一座青石砌成的二层青瓦雕楼。城墙高5米,顶宽有1米左右的人行道,有0.5米以上的护身箭垛。雕楼高出6米以上。从凤凰古城驱车去阿拉,或从黄丝桥古城东返凤凰城,到永兴坪路段,都能远远地看到这段长城的雄姿,使人油然萌发思古之幽情。
     
    亭子关又称王城,在湖南省凤凰县黄合乡境内,为湖南西部边陲,西去几百米就是贵州省界,是中国南方长城的起点。亭子关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。亭子关是在孤山山筑城,青石围山而砌,是一个面积6359平方米的圆形屯堡。这个屯堡原设东、西、南三个大门,筑有城墙箭垛,设有4个炮台。城墙内是兵房及守关兵丁家属居所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

     

    南方长城又称苗疆边墙。它是明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对南方少数民族,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。为了持续统治,持续镇压,想出了这筑墙屯兵,分割统治的毒计。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,规定了“苗不出境,汉不入峒”;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。这是一条由汛堡、碉楼、屯卡、哨台、炮台关门、关厢组成的关卡,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。

    南方长城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(公元1554年)竣工于明天启三年(公元1622年)长城南起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,北到吉首的喜鹊营,全长三百八十二里,被称为“苗疆万里墙”,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。

    南长城沿城墙每三五里便设有边关、营盘和哨卡,以防苗民起义。如:亭子关、乌巢关、阿拉关、靖边关等,如今这一线还依稀可见碉堡、炮台和边墙。它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开,以北为“化外之民”的“生界”规定“苗不出境,汉不入峒”,禁止了苗 、汉的贸易和文化交往。
     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历史意义

    南方长城,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实体遗存,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,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现象,构架了那个朝代治国方法的精神实质,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鲜活的历史史料。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发现

     

    南方长城南方长城

     

    2000年4月下旬,凤凰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准备申报凤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专程邀请了中国国家建设部古建筑专家赵景慧、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、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等10多人来凤凰古城进行全面考察。当时当地随行人员介绍“苗疆边墙”时,寻找了南方长城长达50年之久的罗哲文对此十分感兴趣,并爬上城墙进行具体考察研究。4月底,专家得出结论,认定该边墙即是南方长城。罗哲文称,他搞长城研究50年了,以往历史学家只是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知道中国南方也有长城,但许多人皓首穷经也没能找到它客观存在的一星半点证据。他认为,说苗疆长城是中国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任何争议,应和北方长城一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——他进一步指出这仅仅是一个有关行政手续的问题。根据罗哲文教授的看法,在北方的明长城也称边墙,每一军防区的边墙有长有短。北京保卫明十三陵的“昌镇”有200余公里,与湖南“镇竿”镇(即今天的凤凰县)边墙的长度差不多。湘西长城不仅其防御体系与北方明长城一样,而且,其军事机构设置,官兵制度也都相同,因此该长城完全应该属于中国长城的一部分。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历史

     

    南方长城南方长城

     

    在明朝,湘黔边境的苗人被划为生苗和熟苗,生苗是不服从朝廷政府管辖的少数民族,他们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与民族欺压,经常揭竿而起。为了安定边境地区,镇压反抗,明朝廷拨出4万两白银,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筑起了长城。它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开,以北为“化外之民”的“生界”,规定“苗不出境,汉不入峒”,禁止了苗、汉的贸易和文化交往。明朝末年,苗族发动起义,把边墙夷为平地。清朝政府则在边墙旧址上重新建设了新的城墙,继续防御苗民。

    苗疆长城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(公元1554年)竣工于明天启三年(公元1622年)长城南起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,北到吉首的喜鹊营,全长三百八十二里,被称为“苗疆万里墙”,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。其中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,大致经过新凤凰营、阿拉营、古双营、得胜营、镇溪营、振武营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规模

     

    南方长城南方长城

     

    南长城共有1300多座用于屯兵、防御用的由汛堡、碉楼、屯卡、哨台、炮台、关门,仅凤凰县境内就有800多座。当时的驻兵一般约4000-5000人,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。城墙高约3米,底宽2米,墙顶端宽1米,绕山跨水,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。当地的地名也因此而大都以炮台、哨、卡、堡、碉、关、营来命名,如:亭子关乌巢关阿拉关靖边关等。

    也许由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强大,苗疆长城也就没有修筑得像北方长城那样雄伟壮大,所用石块只有北方长城的1/10到1/6大小。 明清以来,苗疆长城上的石块不断地被当地人拆去建房、垒坎。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时断时续的城墙和一些保存完好的城堡。苗疆长城到底还保存了多少,目前还没有人沿线调查统计过。根据凤凰县委宣传部干部杨志勇的回忆,他小时候的廖家桥镇就有边墙,并有东、西、南三个城门。在修建房屋、水库和渠道时就地取材,到20世纪80年代时已经拆毁得差不多了。其他地方的保护状况也是如此,因此南长城大多是残缺的。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修复及宣传

    在南长城定论后,凤凰县政府和县委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复和宣传活动。政府出资在永兴坪拉毫营盘段进行抢救维修,在2001年5月前共修复了1.78公里。

    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,“南长城2003年中韩围棋邀请赛”在凤凰县举行。相关单位耗资近20万元在南长城建起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围棋盘,是标准棋盘的5051.83倍,边长31.7米,总面积1004.89平方米。常昊、曹熏铉等棋手前来下棋,近千观众现场观看,并且上百余家媒体电视直播。有业余爱好者为表尊重之意,竟然花一个多月时间徒步前来。[1]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城内景点

    沙湾景区
    东门景区
    北门景区  
    沱水泛舟 
    沈从文故居 
    万寿宫
    朝阳宫  
    熊希龄故居 
    准提庵
    沈从文墓园  
    文庙
    陈氏古宅
    南华山 
    天王庙 
    杨家祠堂
    赛龙舟
     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城外景点

    奇梁洞  
    山江赶集  
    苗王府 
    西门峡漂流  
    黄丝桥古城    
    凤凰特色村寨一览  
    屯粮山
    南长城  
    长潭岗  
    三潭书院
    天星山探奇  
    尖多朵瀑布
     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 - 周边景点

    天下名山--张家界 
    第一漂--猛洞河
    万绿之源--梵净山 
    苗家山寨--德夯
    历史名城--镇远   
    抗日圣地--芷江
    红石林  
    芙蓉镇  
    坐龙峡探险
    新寨  
    不二门 
    里耶秦简

    凤凰古城南方长城-清朝二品武官墓

    湘西凤凰县日前在对“南方长城”进行拓宽的施工过程中,出土了一座清朝二品武官墓,其墓碑完整而清晰。

    这座武官墓的墓碑中央有“诰封武显将军张公张如凤之墓”字样,两侧对联为“泽沛九重颁凤诏;荣封二品耀牛眠”。根据碑文显示,这名清朝二品武官生于乙丑年即1805年,死于庚戌年即1850年,其墓是他的两个儿子“记名简放总镇坚勇巴图鲁张正全”和“即选从九蓝翎张正富”于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建成的。凤凰县文物局将对这名武官的具体生平作进一步考证。

    墓中没有发现骸骨,也未发现陪葬品。凤凰县文物局有关专家根据现场迹象分析,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墓已被盗。清朝二品武官墓的出土,为“南方长城”在明清两朝起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提供了有力佐证。

    中国南方长城-湘西边墙


    苗族,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,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,其人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五位,俗有“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”的说法。民国之初,在政治上为稳定边疆,在哲学上受五行学的影响,革命领袖提出“五族共和”的构想,以此作为国体框架,这恰好把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排斥在外。为了维护五族共和构想的真理性,在民国时期,苗族被看成是汉族集团中的“特种部族”,这说明民国的统治者们尽管高唱共和与民族平等,但在对待苗族的态度上,依旧难以摆脱历代封建王朝的思想影响。
     
    把苗族视为汉族集团中的“特种部族”,表达了统治者不希望苗族再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的主观愿望,但客观上他们知道苗族是一个个性很强的民族,必须出台种种措施来尽快同化它,以根除为祸几千年的“苗患”。有一篇作于1936年,对湖南省政府的施政起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章(即盛襄子《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》),在谈到开发苗疆中的改良事项时提出5点:1、劝导苗族废止椎猪椎牛等祭;2、劝导苗族改习汉语;3、改良苗族服装饰品;4、劝导苗族废止婚丧不良恶习;5、劝导苗族废除不正当娱乐。这5点尽管说得冠冕堂皇,其实骨子里还是把苗族视为异类,要尽快消除它的民族特色。

    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、湖南、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湖北、海南等西南省区,不象满、蒙、回、藏那样聚居在边疆,不可能脱离汉族、脱离中国的版图,所以历代王朝都不必笼络它,于是就尽力去压制它、同化它。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错误,根柢在于两方面,一 是按中国古代哲学的轴心阴阳学的定律,理直气壮地把苗族视为被否定的对象,二是按四海之内必须“王化”的宏旨大纲,誓将“大一统”的儒文化强加到苗族身上。
     
    从创导原始宗教,摸索农耕技术,制作金属兵器,定立初始刑法,以及开发江淮和拓荒西南等各个方面考察,就打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言,苗族的贡献不亚于被列入共和的少数民族。但是,因为它不可能对国家疆域的安全造成威胁,因为它不停地为抵御压迫而犯上作乱,所以它必定成为统治者可以随意打杀的心头之患。在封建帝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共和民国,苗族的境遇依然没有多少改观。不平则鸣,针对那时的国家形势和苗族的地位,一位学者愤慨地写道:“今伪满建国东北,甘作倭奴傀儡,西藏僻处西南,附英引狼入室,外蒙高倡独立,回疆变乱纷乘,塞上敌骑纵横自若,漠北千里名存实亡。”这位为国运艰难痛心疾首的学者说,在列强妄想鲸吞中国以自肥,而雄据边疆的贵族又企图趋炎附势以自保的紧要关头,“独为人摈弃落伍之苗族,而能与汉族休戚与共,亲若兄弟。”

    苗族在他们的创世纪传说中,也说自己与汉族是亲兄弟,并且自我感觉良好,讲自己是老兄,汉族是小弟。老兄自然成熟狡黠,在解剖犬父的遗体时,他怕内脏弄肮脏手,便从后背开刀,取得36根肋骨,这肋骨变成祭祖的法器,结果他们只会祭祀吃肉,喝酒唱歌。小弟幼稚憨直,听老兄的话从腹部开刀掏出五脏,谁知这血腥污秽的五脏竟然变成书本,于是他们此后就知书识字,做官管人。在苗兄汉弟准备打造船只,好去见外公讨封赏的时候,小弟问老兄,该打造什么样的船只好。老兄又耍了小聪明,愚弄小弟说:“我们要经激流险滩,要过江河湖泊,当然是造铁船为好。”小弟听话,打造了铁船,老兄自己则做了木船,把它藏在一边。临出发时小弟耍了大聪明,把一只公鸡吊在牛皮鼓上代替自己敲鼓报更,让老兄安睡,然后乘机坐上木船先走了。等苗兄赶到时,外公说你们来迟了,平旷好地全给了汉弟,你们只好到崇山峻岭去生息繁衍了。苗兄无怨无悔,因为他的小聪明玩不过大聪明,而且让小弟占些便宜也无所谓。
     
    这个传说并非纯属杜撰,它应该是史实的折光反映,因为从各种史籍关于炎、黄、蚩三个集团的记载来看,苗族以老兄自居也并非妄自尊大。只是因为一元文化论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,所以历来都是以炎黄代表中华民族的始祖,而本来也是大家庭中一员的蚩尤,却被视为凶顽和异类。直到将进入21世纪时,对于大文化的反思,才使人们从迷途中觉悟,开始正视少数民族对缔造中华文化的贡献。不少学者已经把蚩尤摆在与炎黄同等的位置上,这个观点要得到普遍认同,还是不太容易的,因为在中国要改变一个沿袭了几千年的认识,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,那怕那种认识是错误的。
     
    五千年前,以蚩尤为首领的“九黎”部落集团,生息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一带,曾经强盛一时,苗族先民就属于这个集团。诸种史籍都从本质上否定了蚩尤,但在形式上还是记述了蚩尤冶金作刀剑矛戟,制作铠甲、草创刑法等所谓好乱喜功的事迹。那时,以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大部落集团,正从甘陕黄土高原沿黄河一南一北地向东发展。蚩尤先与由南路来的炎帝接触,曾经把它打败,并占领其全部领地。后来,蚩尤又同北路来的黄帝接触,初期相安无事,后来发生“涿鹿之战”,蚩尤被炎黄二集团联手击败,从此便成了被彻底否定的对象。在阴阳学的误导下,这种否定不是源流、主次之争,而是正反、对错之分,否定的目的是论证有我无他。大一统文化下的社会结构是宝塔式框架,中国只能有一个王,除此之外的头便是贼。苗族是个崇尚自由,尊重自我意识的民族,这与受纲常礼教束缚的汉族不同,它的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。在苗族社会中没有先天的贵贱等级,人们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,直到明清时期,它的社会状况仍与大一统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。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《黔记·诸夷》中写道:“诸苗夷有屯峒而无城廓,有头目而无君长”。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《苗蛮辩》中写道:“蛮犹有上下之分,苗则无所统纪。”清代同治年间编修的《永绥厅志》,更是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大一统文化不能容忍的苗族社会状况:“生苗各分寨落……有部落无酋长,其俗不以人命为重,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,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,则寨中畏之,共推为寨长;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,则各自为党。或 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,皆以盛衰强弱变更易,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。”对于这种社会,统治者无法提纲挈领,要强行实施甚么违背苗人意愿的政策是比较困难的。
     
    在世俗领域,苗族不会尊崇世袭的王公大人,在神圣领域里,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崇拜的如“佛祖”之类的精神领袖。苗族的宗教不发达,尚停留在自发宗教阶段,他们信奉的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,属于多神教派。打猪和椎牛是他们祭祀祖先的主要仪式,民国时期官方多次要废止这些祭祀,到头来毫无效果。苗族由于文化影响与社会结构不同于汉族,所以婚姻自由,丧葬简便务实,但这些保持着原始古朴的习俗都未能见容于所谓正统文化,于是他们的婚丧习俗到了民国时期仍被视为“恶习”,由官方提出废止。但顽强的苗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习俗,直到新世纪被人认可,直到在新的生存空间中自己加以完善调整。其实,汉族的婚丧习俗是在封建礼教的指示下进入歧途,背着危害人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兜圈子,在现代社会里,它还得回到尊重人性的起点上来。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点,譬如,汉人认为有伤风化的苗族婚俗,明智的学者则赞誉它“有欧美风”。

    自炎帝与黄帝合为一体,结束了三元并存的局面后,炎黄就成了正统文化的代表,而蚩尤却沦为叛逆文化的首恶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苗族先民的任何反抗与抵制,都被视为犯上叛乱。民国时期的学者佘贻泽在《清代的苗民问题》中写道:“苗民族成为中国内政上一大难题,不自清代始,远溯周宣王时,即有荆蛮之叛。当时之荆蛮,与今日之苗为同一民族。至汉建武二十三年(纪元四十七年)有南蛮精夫相单程之叛,以后元初、永和、元嘉、延熹等朝,南蛮武陵、零陵皆有叛乱。唐开元中,又有五溪蛮之乱,中和三年(西历883年),有苗首雷满者,寇陷郎、衡诸州,且自署为刺史。
     
    宋季辰沅、辰溪之蛮乱,亦为势甚大。至于明代,则苗患更加厉害。如洪武间,辰澧五溪之乱,永乐十二年(西历1414年)竿子坪吴者泥自称苗王为乱,宣德六年(西历1431年)镇竿苗,宏治中镇溪苗,嘉靖间之吴柳苟及崇祯时镇竿苗,皆叛服不常,为害甚大。尤以明末苗患为最,统计明廷用兵西南以制苗患,亦不亚于用兵东北。”的确如此,历史上苗族一直不停地与压迫它的封建王朝争斗,这样,关于苗疆的局面俗有“三十年一小反,六十年一大反者”的说法,官方史籍亦称“苗地宁谧无过六十年者”。苗族的存在从来不被正视,几千年来它一直被作为正统文化的对立面,于是动乱的罪责总是无条件的由它来承担,即使是为了保持起码的生存空间,也被视为大逆不道。
     
    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“尤以明末苗患为最”的现象呢?直接原因是汉族人口成倍增长。从明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至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的456年中,汉族人口由6054万上升到42.135万,净增六倍。在这种形势下,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,汉民必然会形成朝苗疆推进的趋势,而封建王朝正好利用这种趋势去压迫苗族,扩大王化范围,以消除使它头痛的“苗患”。而聚居在湘西的苗族呢,又不可能再西进贵州去挤压自己的同胞,他们已没有退路,只好固守家园作殊死抵抗。这样,为了争夺生存空间,明清两朝苗汉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。

    苗族由于具有崇尚自由,尊重个人意愿的特性,这样就无法构筑宝塔式结构的社会管理框架,于是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与民族竞争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,这就注定每次争战都将以它失败告终。文化差异铸成的竞争劣势,形成了苗族的通篇都是开拓——战争——失败——迁徒,周而复始的悲剧性历史。纵观历史,每当苗族力量薄弱时,它必然堰旗息鼓,在新的地方拓荒繁衍,等到它人口众多时,恰好接蹱跟进的汉人对它形成威胁,在它承受不了那种紧逼的压力时,于是又爆发新的较量。所以“苗患”永无休止,使每个封建王朝都头痛不已。苗族的不停反抗,自然也会引起统治者的反思。郭子章在《黔记·诸夷》中介绍了苗族的基本情况后,阐述了他的见解。他认为苗族与汉族语言不通,风俗各别,更不知晓大儒文化所宣扬的仁义,对于他们,最好的办法是实施羁縻政策,任其自治,让其自由发展方能相安无事。郭子章随后以舜用干羽,汉武侯封夜郎、纵孟获,宋艺祖不通滇南的历史掌故来说明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明智之举,并赞扬先贤“何其虑之深长邪!”郭子章在此段最后写道:“若欲尽绳以汉法,未有不骇而乱者。犬之吠,羊之触,其责岂尽在犬羊哉。”
    尽管郭子章在结论中将苗族比作犬羊,但他认为统治者驾御不得其法的观点还是可取的,他至少强调了要根据民族特点区别对待,要正视他们的生存权力。
     
    强制同化是来自官方的压迫,对于苗族还有来自民间的欺诈和盘剥,《高宗实录》就记述了乾隆皇帝对于此点的揭示。他说:“贵州、湖南等处苗民,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,与民人等分别居住。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,今因日久懈弛,往来无禁,地方官吏及该处土著及客民等,见其柔弱易欺,恣行鱼肉,以致苗民不堪其虐,劫杀兹事。”民族压迫绝不等同于阶级压迫,导致少数民族造反闹事的原因,除了官逼民反的一般因素,必然还有奸民施虐的特殊因素。关于异族奸民对苗族的欺凌愚弄,湖广总督和琳在《湖南苗疆善后章程六条》的奏折中指出,苗族“虽地亩不在输纳之内,人丁不在徭役之中,但户口日滋,地界有限,未免生计日绌。”他还写道:“苗寨内设百户长以资管束,但该百户向例亦准汉人承充,更无非奸蠹无赖之徒无事则专意欺凌。”由于奸民设计盘剥,导致苗众转致失业,贫困难以生存者增多,到石三保、石柳邓等“倡言焚杀客民,夺回田地”时,“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,起衅之端,实由于此。”超级大贪官和珅的弟弟和琳,曾经驻节湘西凤凰平定苗反,了解实情,于是在奏章中为苗族人说了句公道话,为清廷调整治苗政策定下稍为温和的调子。

    水牛是苗族的准图腾,而苗族的性情也近似于水牛。苗族的容忍限度极其宽大,只要不超出那个限度,它基本上是服服贴贴,与异族相安无事的。但是,一旦激怒了它,使它爆发出反抗力时,那它就象一头野牛似的难以对付。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总结和完善他们的御苗方略,到了清代,终于把软硬兼施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归纳为四个字,那就是“防、禁、化、剿”。无论是防御、禁闭、同化或征剿,都需要硬件来保证既定方略实施到位,于是以边墙为轴心的各类古代军事设施,在明清两代如同开博览会似的不断展现于湘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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